A股购,为并购而生

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司法审判大数据报告


来源:PE研究院

作者:王俞人 张兰田律师团队

单位: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近些年,股权投资,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迅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股权投资市场之一。


截至2018年4月底,我国已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数量合计72,500只,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36,008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4,621只,创业投资基金5,198只,其他私募投资基金6,673只。各类私募基金的基金规模合计人民币124,835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规模为人民币70,430亿元,占私募基金规模总和的比例最大,高达58.42%。(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本研究报告将主要围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展开相应的研究和分析。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流程可以归纳为募集、投资、管理和退出四大步骤。其中,投资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往往是作为财务投资者出现,且投资成本较高(大都是溢价增资)、投资周期较长、投资风险较大。因此,根据行业惯例,投资协议中往往存在某些特殊条款用以保护投资方的利益。此类特殊条款往往成为引起投资协议各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主要原因,进而产生相应的司法纠纷。由于此类纠纷发生于作为投资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标的公司、标的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与发生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内部的股东或合伙人之间的纠纷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报告将其定义为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


本研究报告期望通过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资本市场比较活跃的城市与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有关的裁判文书中的信息进行挖掘并综合统计分析,探究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各地法院对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的裁判规律,厘清各地法院对同类案件的主要裁判观点,同时对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中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总结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环境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风险,以达到提高律师设计、审查投资协议的专业能力,防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部投资法律风险的目的。


一、样本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报告旨在研究2014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裁判规律,所有裁判数据均来源于Alpha数据库等权威数据库,裁判时间截取为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


本研究报告在筛选初级检索裁判文书时采用了正向检索和反向复核检索两种方式。正向检索是指通过确定民事案由中“与公司、证券、保险等有关的民事纠纷”,界定关键词“投资协议”,限定地域“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限定法院层级“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初步裁判文书筛选,通过此种检索方式筛选出的裁判文书共计292件。反向复核检索是指通过确定民事案由,界定初步关键词“投资协议”,限定地域“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限定法院层级“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并进一步限定关键词“对赌协议”、“估值调整”、“业绩对赌”、“优先购买权”、“优先认购权”、“优先清算权”、“优先分红权”、“反稀释”、“共同出售权”、“跟售权”、“领售权”、“拖售权”、“过渡期”、“禁售”、“竞业禁止”所进行的初步裁判文书筛选,通过此种检索方式筛选出的裁判文书共计165件。初级检索裁判文书合计457件,通过对所有初级检索裁判文书进行逐份筛选排除,进一步筛选出与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相关的裁判文书合计58件。


本研究报告系基于对58件与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相关的裁判文书进行逐份分析、归类整理、剖析并总结各类争议的裁判观点所形成的。


二、整体安排


1案件数量与裁判文书类型分布


从案件数量来看,在本次研究所限定的58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例中,发生于2017年的私募股权外部纠纷案件数量最多,共18件;其次为2015年,共15件;2018年截至2018年6月,也已发生6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其裁判文书大部分都为判决书的形式,共计44件,占比达到75.86%;尚未发现以决定书形式处理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具体情况详见图2-1。



2地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来看,除了两个最高院案例外,在本次研究所限定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中,案件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共有23件,占比41.07%;其次是上海,共有22件,占比39.29%;其他地区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分别是:广州6件,占比10.71%;深圳5件,占比8.93%。此种案件的地域分布情况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地域市场活跃情况相吻合。具体情况见图2-2。


3案由分布


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所划分的民事案件案由为分类统计依据,在本次筛选的58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中,所涉及的民事案由共12类,其中,案由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股权转让纠纷20件,占比34.48%;合同纠纷10件,占比17.24%;股东知情权纠纷9件,占比15.52%;与公司有关的纠纷5件,占比8.62%;公司增资纠纷3件,占比5.17%;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3件,占比5.17%。上述六类案件占全部案件的86.20%左右,剩余的公司设立纠纷、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申请确认仲裁效力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案件占全部案件的13.80%左右。具体案由分布详见图2-3。


4争议点所涉及的投资协议条款类型分布


不同于前述“案由分布”的分类依据,本项统计的分类是通过与私募股权投资协议的条款内容相结合,以案件争议点所围绕的投资协议具体条款类型为依据进行的分类统计。通过研读每个筛选案例的具体内容,并进行案件争议点与投资协议条款的匹配分析得出,本次筛选的58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其争议点所涉及的投资协议条款类型共10类。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股权回购条款争议案件25件,占比43.10%;股东知情权条款争议案件9件,占比15.52%;争议解决条款争议案件7件,占比12.07%;业绩补偿条款争议案件5件,占比8.62%;估值调整条款争议案件3件,占比5.17%。上述五类案件占全部案件的84.48%,剩余的其他类型的对赌条款争议案件、承诺与保证条款争议案件、竞业禁止条款争议案件、一票否决权条款争议案件以及其他争议类型案件合计占全部案件的15.52%。具体分布详见图2-4。


5审判程序分布


本次研究虽然将法院层级限定于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内,但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也存在一审和审判监督(再审)程序的案件。具体而言,在本次筛选的58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中,一审审判程序的案件10件,占比17.24%;二审审判程序的案件44件,占比75.86%;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4件,占比6.90%。可见,大部分的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都走到了二审程序。




三、各类纠纷数据及司法裁判观点分析


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投资活动相对人对其所签署的投资协议条款产生争议而发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投资人也最关心其所签署的投资协议是否存在风险,其投资权益是否能如协议条款的约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因此,本部分所称的“各类纠纷”,系以案件争议点所涉及的投资协议条款类型为依据进行的分类。本部分将逐一分析各类纠纷有关数据,并通过研读每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分析总结各类纠纷主流的司法裁判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习惯于将估值调整条款直接称为对赌条款,但实际上,股权回购条款、估值调整条款、业绩补偿条款均属于广义的对赌条款,且对赌条款并不仅局限于这三种类型。


(一)股权回购条款争议案件


1.基本数据

在本次筛选的58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中,股权回购条款争议案件的数量最多,共计25件,占比达到43.10%。其中,一审程序5件,二审程序18件,审判监督程序2件。从裁判文书的类型来看,多为判决书,仅有3件为裁定书。从裁判文书作出的年份来看,2014年3件、2015年7件、2016年5件、2017年7件、2018年3件。从地域分布来看,发生于北京的案件数量最多,共计11件;于上海、广州、深圳发生的案件数量分别是10件、1件、1件,另有2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上述数据的分布情况大致与第一部分的所有案件总体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2.裁判观点分析

1.1主要争议焦点

在涉及股权回购条款争议的25件案件中,当事人对于股权回购条款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8项内容,各项争议焦点的分布情况详见图3-1。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案件存在涉及多项争议焦点的情况。




1.2.具体分析

(1) 关于投资协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的有效性问题


【裁判要旨】

各方当事人签署的《投资协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法院观点】

《投资协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等协议系各方当事人就协议内容达成一致后签订的,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协议。

(2) 关于股权回购条款的有效性问题


【裁判要旨】

I. 约定由标的公司股东承担股权回购义务的股权回购条款合法有效,约定由标的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的股权回购条款无效。

II. 若《投资协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在约定由标的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无效条款)的同时,还约定投资人可以主张标的公司股东承担同一股权回购义务,则无效条款并不影响“投资人可以主张标的公司股东承担同一股权回购义务”这部分条款的效力。

III. 若股权回购条款约定由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董事长(非股东)承担股权回购义务,该约定本身有效,但因董事长非标的公司股东,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属于向标的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因此应征得标的公司所有股东同意或视为同意转让。


【法院观点】

I. 股权回购纠纷系典型的投融资双方因对赌而产生的纠纷。此种对赌模式在我国的民商事法律中虽未明确规定,但在目前的经济活动中被广泛实践,也是企业较为常见的融资方式。对此,除标的公司参与对赌/股权回购外,司法实践中通常持肯定态度。司法实践中,有的标的公司和标的公司股东主张此类条款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的规定,应属无效。对此,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不等于股东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退出公司。根据股权回购条款的约定,标的公司股东回购投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在此种情况下,标的公司的资本不会减少,故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当事人就股权回购作出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本身并不会对标的公司的利益及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II.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当事人关于标的公司退还投资款及回购股权的约定,客观上可能使公司财产受损,进而影响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故该部分条款无效。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虽然《投资协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中关于标的公司退还投资款及回购股权的约定,法院对其效力不予认定,但约定标的公司股东在约定情形发生后,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投资人可据此主张标的公司股东在约定条件成就时履行回购义务。

III. 若股权回购条款约定由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董事长(非股东)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因董事长非标的公司股东,故按照《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若要将投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董事长名下(即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均应明确表示同意转让、或视为同意转让。

(3) 关于股权回购条件是否成就问题


【裁判要旨】

I. 约定的股权回购触发条件已经成就,即可触发股权回购。

II. 标的公司尚未为投资人的投资行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投资人在标的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的股东主体资格,不影响股权回购条件的成就,投资人有权主张股权回购权。

III. 即使股权回购的条件设定为标的公司无法在约定期限内实现IPO,也并不意味着该条款为附期限条款,只要有充分证据表明,标的公司已无法实现IPO,投资人即可主张行使股权回购权,而无需等到IPO已达到失败的时点时才能主张此项权利。


【法院观点】

I. 法院根据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通过核查一系列公司财务数据等证据资料,认定股权回购触发条件已经成就的,即可触发股权回购。


II.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投资人已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与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股东达成了增资扩股的合意,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法可以确认投资人享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其次,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股东变更登记仅产生一种对抗效力,法律并不否认此时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只是规定了此种变更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性质应属行政确认行为,其意义在于对公司事项变更进行公示,故股东权利的获得和行使并不以工商登记程序的完成为条件。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资协议》一般会约定,标的公司应当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如未按时完成此项义务,即构成违约。因此,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股东以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为由否认投资人的股东资格,于法无据;其以此主张股权回购条件尚未成就,亦不应得到支持。


III. 股权回购条款约定回购的前提是标的公司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只要有充分证据表明,标的公司已无法实现IPO的,标的公司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仍然能在约定期限届满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标的公司主张“约定的回购条款是附期限的,因期限未届满,所以投资人无权提起诉讼”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4) 关于如何确定股权回购的价格问题


【裁判要旨】

I. 当事人约定的股权回购价款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因而予以认可。

II. 若各方当事人在签署《投资协议》或与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又签署了新的《补充协议》以对股权回购的方式和价款另行约定,且《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与《投资协议》与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回购内容不一致的,应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据此确定回购价格。

III. 当事人可以约定有关股权回购价款支付的违约金条款,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例如,可以约定,每逾期一日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回购义务人应按照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向投资人支付违约金。


【法院观点】

I. 各方当事人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已对履约成本、风险、盈利进行了充分的估算与预期,系签约各方作出的自主的商业判断。其股权回购价款计算方法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II. 各方当事人在签署《投资协议》或与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又签署了新的《补充协议》以对股权回购的方式和价款另行约定。法院认为,从股权转让的相关约定内容来看,《补充协议》对《投资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据此可以判定,各方当事人就与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转让事宜已经达成了新的合意,应依约履行《补充协议》的约定。


III.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据此,当事人可以就股权回购价款的支付事宜,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约定违约金,例如按照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确定违约金数额。


(5) 关于约定标的公司对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有效性问题


【裁判要旨】

《投资协议》约定,标的公司股东在未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的情况下,标的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在合同项下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此种约定系标的公司就标的公司股东应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本息的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约定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标的公司承担此种连带担保责任,应履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程序,否则,有关“连带责任”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观点】

《投资协议》约定标的公司对其股东回购投资人股权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承诺与保证条款中约定,“标的公司股东、标的公司承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东、标的公司所做的任何声明、承诺保证均真实、完整,且保证积极履行在本协议项下的一切义务,如因其过错造成投资人任何损失,标的公司股东、标的公司均予以充分赔偿,并承担连带责任。”在标的公司股东未依约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的情况下,标的公司应对其股东在合同项下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是直接在股权回购条款中约定,标的公司对其股东的股权回购义务承担履约连带责任。最高院认为,连带担保责任属于连带责任的情形之一,但连带担保责任有主从债务之分,担保责任系从债务。双方当事人将“连带责任”理解为“连带担保责任”,并未加重标的公司的责任负担,且从投资人诉请标的公司的责任后果看,是对标的公司股东承担的股权回购价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仍然属于金钱债务范畴,也与标的公司实际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果一致,因此,最高院对标的公司承担的是连带担保责任的观点予以确认。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合同相对人在接受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是否对担保事宜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审查义务及未尽该审查义务是否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即便对于细节内容法律未做明确规定,但最高院认为,尽管标的公司在投资协议中承诺对其股东的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向投资人提供相关股东会决议,亦未得到股东会决议追认,而投资人又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仅通过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投资协议上的签字、盖章行为认定标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连带责任条款将不发生法律效力。


在责任分担方面,当事人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因标的公司章程中并无公司对外担保议事程序规定,投资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有担保意思表示内容的投资协议相关条款,但其未能尽到要求标的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的合理注意义务,导致担保条款无效,对协议中约定的担保条款无效自身存在过错。而标的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未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及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议事规则,导致公司法定代表人使用公章的权限不明,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授权,越权代表公司承认对其股东的股权回购义务承担履约连带责任,其对该担保条款无效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根据该条规定,投资人、标的公司对投资协议中约定的 条款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标的公司对其股东承担的股权回购款及利息,就不能清偿部分应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6) 关于负有回购义务的股东之间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裁判要旨】

股权回购条款未明确约定各股东承担回购义务的比例时,不能推定各股东承担连带收购责任,而是应该按照各股东的出资比例承担按份责任。


【法院观点】

第一,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属于较为严格的责任类型,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才能苛以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具体到案件中,现行法律并不存在各股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的规定,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亦未明确约定各股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因此,从此角度而言,要求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缺乏依据。 第二,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此类案件虽不涉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问题,但各股东按何种比例购买标的公司的股权与该条款中两名以上股东共同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形类似,可以参照处理。由于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各股东如何购买标的公司股权并未明确约定,参照上述规定,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收购标的公司的股权较为合理。 第三,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收购标的公司的股权符合公平原则。股东按照出资额对公司享有股权,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不能苛求股东承担超出其权利的责任,尤其是对小股东而言。综上,各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承担按份责任更为合理。

(7) 关于股权回购通知期限约定的有效性问题


【裁判要旨】

I. 若股权回购条款中约定,投资人可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要求标的公司股东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则股权回购条款设定了股东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通知期限。该通知期限的约定合法有效,若投资人超过该期限未履行通知义务,则无权再主张股权回购权。

II. 投资人向标的公司董秘通知股东应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并不代表已向标的公司股东完成通知义务。


【法院观点】

I. 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如标的公司未能在2015年9月30日之前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并上市的,则投资人可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要求标的公司股东(即股权回购义务人)购买投资人届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由该约定的文义可以分析出对于标的公司上市以及投资人主张标的公司股东履行回购义务均设定了明确的期限,该协议也并未约定投资人在2015年12月30日后可以继续主张标的公司股东履行回购义务;因此投资人应在该协议所约定的期限(2015年12月30日)之前主张标的公司股东履行回购股份义务,如超过该期限,则投资人无权依据系争补充协议书约定行使相应请求回购股份权。


II. 投资人主张其员工洪某于2015年12月30日前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形式要求标的公司董事会秘书江某通知标的公司股东履行回购义务,因此投资人在系争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期限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对此,法院认为,江某作为标的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并不具有为作为标的公司负有股权回购义务的股东与投资人(同为标的公司股东)之间进行信息沟通的义务和职责,且投资人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如下事项:在投资人主张标的公司股东履行回购义务前,江某作为投资人与标的公司股东进行信息沟通的联络人的事实;如上所述,即便投资人的工作人员曾将要求股东回购股份事宜告知了标的公司的董事会秘书江某,但该行为并不能视作投资人实际通知了标的公司股东。

(8) 关于股权回购争议条款的适用问题


【裁判要旨】

若当事人在签署《投资协议》后,就股权回购事宜另行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则针对因《股权回购协议》所引发的争议,不应适用《投资协议》的争议解决条款。


【法院观点】

从《投资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的内容来看,两份协议具有各自独立性,《股份回购协议》与《投资协议》并非不可分割的主从关系,且双方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对于因《股权回购协议》所引发的争议,不应适用《投资协议》中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


若《股权回购协议》中并未约定管辖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估值调整条款争议案件


1.基本数据

在本次筛选的58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中,估值调整条款争议案件共计3件,占比5.17%。其中,二审程序2件,审判监督程序1件。除1件审判监督程序的裁判文书为裁定书且于2016年作出外,其余2件案件的裁判文书类型均为判决书,并于2016年作出。从地域分布来看,3件案件中,有2件发生于北京,1件发生于上海,未有发生于广州或深圳的案件。

2.裁判观点分析

2.1 主要争议焦点

在估值调整条款争议案件中,主要争议焦点是估值调整条款的有效性及估值调整补偿方式确定。

2.2 具体分析

【裁判要旨】

投资人与标的公司股东之间有关估值调整的约定合法有效;投资人与标的公司之间有关估值调整的约定无效。

【法院观点】

投资者与标的公司股东之间对于股权的估值调整约定,并未损害标的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对于估值调整的补偿方式,法院支持当事人在协议条款中所明确约定的方式。

投资人与标的公司之间的估值调整约定,因损害了标的公司和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

(三)业绩补偿条款争议案件


1. 基本数据


对赌条款争议案件在本报告着重研究的58件筛选后案件中共计5件,占比8.62%,排名第四。其中,一审程序2件,二审程序2件,审判监督程序1件。从裁判文书的类型来看,判决书2件,裁定书3件。从裁判文书作出的年份来看,2014年、2015年和2018年的数量分别为2件、2件和1件,2016年、2017年无相关案例。从地域分布来看,仍是发生于北京的案件居多,共计3件,深圳和上海均分别为1件,广州无相关案例。

2. 裁判观点分析

2.1 主要争议焦点

在对赌条款争议案件中,主要争议焦点为业绩补偿条款的有效性问题。

2. 2 具体分析

【裁判要旨】

投资人与标的公司股东之间有关业绩补偿的约定合法有效;投资人与标的公司之间有关业绩补偿的约定无效。

【法院观点】

投资人与标的公司股东之间有关业绩补偿的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损害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诚信履行。投资人与标的公司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或对赌条款中,规定利益目标,约定标的公司给予补偿的条款,因损害了标的公司利益和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但是,标的公司的股东自愿承担补偿责任是合法、有效的。

(四)其他对赌条款争议案件


1.基本数据

其他对赌条款争议案件在本报告着重研究的58件筛选后案件中共计2件,占比3.45%。其中,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各1件,分别发生于2018年和2016年的北京和深圳,裁判文书均为判决书类型。

2.裁判观点分析

2.1 主要争议焦点

其他类型的对赌条款主要是指未约定股权回购、业绩补偿、估值调整的相关内容,但约定了标的公司在业绩未达标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实现IPO时,投资人有权解除《投资协议》并要求返还投资款或投资款加一定比例收益。在这类对赌条款争议案件中,主要争议焦点为对赌条款的有效性和涉外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2.2 具体分析

【裁判要旨】

1.投资人与标的公司股东之间有关对赌的约定合法有效;投资人与标的公司之间有关对赌的约定无效。

2.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法院观点】

1.投资人与标的公司股东之间有关对赌的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损害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诚信履行。投资人与标的公司签署的对赌协议或对赌条款中,规定利益目标,约定标的公司给予补偿的条款,因损害了标的公司利益和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但是,标的公司的股东自愿承担补偿责任是合法、有效的。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故,若《投资协议》中约定“本协议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保护和管辖”,即与该协议有关的诉讼纠纷适用香港法律。

(五)股东知情权争议案件


1.基本数据

股东知情权争议案件在本报告着重研究的58件筛选案件中共计9件,占比15.52%,排名第二。这些案件均为二审程序,其中,裁判文书为裁定书的仅有1件,其余8件的裁判文书均为判决书。从裁判文书作出的年份来看,案件裁判文书集中于2015年和2017年作出,数量分别为3件和6件。从地域分布来看,发生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案件数量分别为3件、2件、3件、1件。

2.裁判观点分析

2.1主要争议焦点


2.2具体分析

(1) 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裁判要旨】

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赋予股东的绝对权利。


【法院观点】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因此,股东享有我国公司法所赋予的股东知情权。

(2)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及行使方式


【裁判要旨】

I.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II. 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但无权复制会计账簿。

III. 股东仅通过查阅会计账簿无法了解公司真实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的相关原始凭证、会计凭证。

IV. 股东可以对其入股前的公司资料进行查阅。

V. 股东可以主张要求委托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查阅、复制有关公司资料。


【法院观点】

I.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是法律赋予股东的绝对权利。

II.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因此,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但法律法规未规定股东有权复制会计账簿,因此股东请求复制会计账簿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III. 根据法律规定,会计账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而会计凭证则包括原始凭证及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与有关资料编制的记账凭证,因此原始凭证与会计账簿具有会计核对上的内在联系。法院认为,如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标的公司存在业务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存在异常的问题,股东仅通过查阅会计账簿无法了解标的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的,应赋予股东查阅原始凭证的权利,但基于针对性及适当性的考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限定股东可查阅原始凭证的时间范围,例如将时间范围限定为2013年12月31日前的原始凭证。

IV. 公司经营是一个整体延续性的过程,投资人对其成为股东之前的公司运营情况和财务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属于股东正当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不存在不正当性,因此投资人可以对其入股前的资料进行查阅。

V. 股东主张要求委托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查阅、复制的诉讼请求,此项主张属于股东具体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行为,股东可自行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行使知情权。


(3) 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是否履行了必要程序


【裁判要旨】

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且应确保公司收到此项书面请求。


【法院观点】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因此,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必须履行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的必要程序。股东就此种书面请求,应确保公司确实收到,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就股东已经履行书面请求并要求查阅公司账簿的主张,法院将不予支持。


(4) 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


【裁判要旨】

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公司负有举证责任。


【法院观点】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因此,在认定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是否有不正当目的时,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的规定进行确定,且公司应举证证明。


(5) 股东知情权争议解决依据的适用


【裁判要旨】&【法院观点】

股东知情权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即使《投资协议》中对股东的知情权进行了约定,若股东仅以其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知情权为由提起诉讼,且与《投资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相冲突的,则不应适用《投资协议》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股东有权就其享有法定股东知情权的主张直接提起诉讼。


(六)争议解决条款争议案件


1.基本数据

在本次筛选的58件私募股权投资外部纠纷案件中,争议解决条款争议案件共计7件,占比12.07%,与对赌条款争议案件的数量相同,并列排名第三。其中,一审程序2件,二审程序5件,不存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从裁判文书的类型来看,判决书仅1件,其余均为裁定书,这与其他类型的争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从裁判文书作出的年份来看,集中分布与2014年、2015年和2017年,分布为3件、1件和3件。从地域分布来看,发生于北京和上海的均为3件,发生于广州的1件,深圳无相关案例。

2.裁判观点分析

2.1 主要争议焦点



2.2  具体分析

(1) 投资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有效性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


【法院观点】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投资协议》当事人在协议中选择与协议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管辖的,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不再适用合同诉讼特殊地域管辖和一般地域管辖。


若当事人协议选择“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但未在协议中明确具体的“合同履行地”的,应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2) 争议解决条款同时约定诉讼、仲裁的有效性


【裁判要旨】

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此类争议解决条款无效。


【法院观点】

争议解决条款既约定了仲裁,又约定了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九条第一款“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故此类争议解决条款无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了一种例外情况,“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


(3) 相关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相冲突


【裁判要旨】&【法院观点】

若《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与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相冲突,且《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如和本轮投资相关的工商备案文件等有出入,以本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准”,则该约定内容明确,虽限定了文件应“与本轮投资相关”,但在时间上并未作出限定,因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即与“与本轮投资相关”的文件。此种针对相关协议争议解决条款相冲突的应对条款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约各方均应恪守。


(七)承诺与保证条款争议案件


1. 基本数据

承诺与保证条款争议案件在本报告着重研究的58件筛选案件中共计2件,占比3.45%。2件案件均为二审程序,且均以判决书的形式作出裁判文书。其中一件的裁判文书于2016年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另一件裁判文书于2018年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 裁判观点分析

2.1.主要争议焦点

承诺与保证条款争议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投资协议当事人违反其在该协议项下作出的承诺与保证,是否构成违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2具体分析

【裁判要旨】&【法院观点】

投资协议一方当事人指出,另一方违反其在该协议项下作出的承诺与保证(例如主张标的公司在投资人支付投资款后,未按照约定将投资人登记为标的公司股东之一;标的公司违反应全力配合完成本次收购的投资人和中介机构开展工作的保证,拒绝投资人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标的公司未在承诺期间内获得某项商标或专利的所有权等),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守约方负有举证责任。在投资协议或其相关协议约定明确,且守约方举证充足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违约行为成立,支持违约方按照违约条款的约定或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

(八)竞业禁止条款争议案件


1.基本数据

竞业禁止条款争议案件在本报告着重研究的58件筛选案件中仅有1件。该案件于2017年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民事判决书。

(二) 裁判观点分析

1. 主要争议焦点

竞业禁止条款争议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管理人员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主张是否成立;就管理人员违反竞业禁止义务而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的主体适格性。

2. 具体分析

【裁判要旨】

i. 投资人主张标的公司管理人员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ii. 仅是企业营业范围存在部分相似,这并不足以证明标的公司管理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竞业禁止的行为,应判断管理人员是否进行了具体违反竞业禁止的行为。

iii. 标的公司管理人员非为《投资协议》的相对方,投资人非为管理人员《劳动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投资人以《投资协议》或《劳动合同》为依据主张管理人员对其承担违约责任的,均无法律依据。

iv. 即使标的公司管理人员确实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其造成损失的相对方应为标的公司,在标的公司未解散清算的情况下,主张违约赔偿的主体应为标的公司,而非投资人。

【法院观点】

i.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投资人是以标的公司管理人员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而提起的诉讼,要求标的公司管理人员赔偿投资人的投资损失,则投资人应当举证证明标的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了实际违反合同约定的竞业禁止行为,并且违约行为给投资人造成了实际损失,即损失与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标的公司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ii. 从投资人损失与标的公司管理人员行为之间的关系看,投资人主张标的公司管理人员违反竞业禁止所提供的证据反映,仅是企业营业范围存在部分相似,这并不足以证明实际发生了实质性的竞业禁止的行为,而是要看标的公司管理人员是否进行了具体违反竞业禁止的行为,投资人没有举证证明管理人员事实上从事了与标的公司实际经营业务存在竞业禁止的业务,由此损害了标的公司的利益,并造成了标的公司的损失,法院不予支持。

iii. 《投资协议》系为投资人投资标的公司,投资人与标的公司间就相关权利义务所作约定,但管理人员并非该协议的相对方,投资人直接以该协议主张管理人员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依据。同理,投资人以管理人员与标的公司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作为其向管理人员主张违约责任的依据亦缺乏对其有约束力的合同依据。

iv. 在标的公司尚未依法进行清算解散之前,标的公司所有股东都对公司负有股东义务。如果标的公司管理人员确实发生了竞业禁止行为,则损害的是标的公司的利益,由此造成标的公司的损失,应由标的公司向管理人员主张损害赔偿,该损害赔偿的财产权利归标的公司。

(九)一票否决权条款争议案件


(1) 基本数据

一票否决权条款争议案件在本报告着重研究的58件筛选案件中仅有1件。该案件于2014年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民事判决书。

(2) 裁判观点分析

1. 主要争议焦点

一票否决权条款争议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投资协议》中所约定的与投资人一票否决权相关的内容是否纳入标的公司《公司章程》;《投资协议》中所约定的与投资人一票否决权相关的内容是否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2. 具体分析

【裁判要旨】在分析各方当事人是否将《投资协议》中所约定的投资人“一票否决权”的条款内容纳入标的公司《公司章程》时,应根据上下文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各方当事人最好在《公司章程》中对《投资协议》所约定的投资人特殊权利进行明确约定,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院观点】投资人、标的公司、标的公司股东三方共同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约定:投资人对标的公司从事包括“任何股份的出售、转让、质押或股东以任何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公司股权的部分或全部”等行为均享有一票否决权。之后,标的公司于同年制定的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并应作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但以下事项的表决还需取得投资人委派的董事的书面同意方能通过:(根据协议添加至此处)。”由于投资人在投资标的公司过程中仅形成过《投资协议书》,并无其他协议,故章程第十六条中“根据协议添加至此处”应理解为将《投资协议书》的内容添加至该条款处。对于所涉《投资协议书》具体内容的认定,法院认为,《章程》中规定该部分事项应取得投资人委派董事的书面同意方能通过,反言之如董事不同意则不能通过,其目的及作用与《投资协议书》中投资人对相关事项可予一票否决的约定一致。故就标的公司原股东之间而言,章程中“根据协议添加至此处”的内容能理解为投资人可行使一票否决权的相关内容,《投资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已纳入标的公司的章程;但从标的公司外部人员角度来看,由于并不知晓《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因此很难理解“根据协议添加至此处”的具体内容。从维护商事交易安全考虑,应遵循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对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因此,若《投资协议》中的投资人“一票否决权”约定未在标的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规定,且第三人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仍然无法知悉该项约定的,则标的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即《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不能对抗该善意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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