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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芝与西部数据的争议看股东协议中的伙伴权利


张伟华 海外并购专家、某香港上市公司副总裁、总法律顾问


专栏作者张伟华,被称为投资并购一流专家,深入了解交易各项法律事项,曾参与过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项目,被世界知名法律权威咨询机构Legal 500评为亚太地区最佳公司法律顾问之一,同时也是世界石油谈判者协会(AIPN)标准合同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著有《海外并购交易全程实务指南与案例评析》。




正文


本文以东芝与西部数据正在进行的争议入题,通过分析股东协议中关于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的约定在各种情形下的处理,建议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经营的过程中,尤其在和海外合作伙伴进行合资合作交易时,应当谨慎地的规定好股东之间、合作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对于转让过程中一方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要进行各种情况下清楚明确的约定,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


日本东芝公司近日宣布,将旗下的芯片资产卖给贝恩牵头的买方团(包括苹果、戴尔、希捷、豪雅、海力士几家),交易价金约180亿美元,东芝公司长达八个月的芯片资产售卖流程至此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个交易售卖流程中,充满了债权银行、政府、竞标者、合资公司合作伙伴、芯片产业玩家等各利益相关方的算计与争斗,真真一部并购大戏。

今天本文将就东芝在售卖芯片资产过程中与西部数据关于同意权的争议来谈谈股东协议中伙伴权利的问题。

东芝和竞标者之一的西部数据旗下的闪迪有几家关于芯片生意的合资企业。西部数据在东芝售卖其芯片资产过程中,一直试图利用和东芝合资协议中的股东权来压低报价:根据西部数据的说法,东芝售卖芯片业务,需要首先获得旗下的闪迪公司的同意,在同意之前东芝公司不能卖掉芯片业务。

而东芝在出售过程中先耍了个心眼:首先将所有的芯片业务装入新设立的公司TMC(也包括和闪迪合资的几家企业的股权),然后把TMC的100%股权卖掉。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大家可能知道,一般来说,在合资股东协议中会规定,一方股东内部重组时,将持有股权转让给自己的关联公司,另一方股东的同意权往往是不需要的。东芝将所有芯片资产装入新公司的目的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是用了Hive-down的交易方式(见下图),Hive-down也叫Hive-off,指的是卖方设立新公司,然后将欲出让的目标业务资产转入该设立的新公司,买方买走该新公司的交易方式[1]。





第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绕过西部数据的同意权。

西部数据本来是想利用自己的同意权压价的,岂能吃这种亏?于是西部数据向东芝公司提起了诉讼和仲裁,在两个战场上向东芝发起了进攻。而东芝则坚持认为,其采取的方式合乎合约规定,并未侵犯西部数据在合资协议下的同意权。

东芝公司与西部数据因为同意权而产生的争议非常常见,因为股东协议中的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是经常产生争议的部分。为何?原因往往在于股东协议的签署方未能就实际中的种种情况进行明确而清楚的约定。

首先在于持有合资股权公司的上位公司股权的转让是否触发合资股权股东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

此种情况被称为Change of control(控制权变更,简写为COC),在缺少经验的合资企业双方谈判合资协议过程中,对于持有合资企业股权一方发生COC时,另一方是否享有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约定不明。国内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就是复星和潘石屹的SOHO中国之间的外滩地王案。该案的起源就在于潘石屹通过购买持有外滩地王的项目公司的上位公司的股权,从而避开了复星在项目公司层面的优先购买权。[2]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签署股东协议的双方未能在协议中进行明确约定,当一方将持有股权项目公司的上位公司股权转让时,另一方则不能享有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

在中国油气业中,也曾经因为在对外合作协议中未明确规定COC发生时,国家石油公司是否有优先购买权而让民营企业通过购买国外公司持有石油合同下权益的离岸公司而间接进入了中国的上游油气业。在中国上游油气业中的产品分成合同中,老合同对外国合同者发生COC时国家公司是否有同意权及优先购买权未涉及,在外国投资者不是直接出让产品分成合同项下权益的时候,国有石油公司是否有同意权及优先购买权也没有规定。民营企业复星和光汇,就是通过购买外国投资者在海外的离岸公司,避开了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从而间接持有了中国海上的石油资产。近来的新产品分成合同,则已经将此漏洞堵上。新的产品分成合同中明确规定,无论外国投资者在何种层面上处置资产,国家公司均有同意权及优先购买权。

其次是在最终母公司合并的情况下,是否仍然构成COC下的控制权变更,股东协议的另一方仍然具有同意权或者优先购买权。有经验的并购交易者往往会将最终母公司合并从股东协议一方享有同意权或者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中排除出去。尽管从扩张解释的角度看,最终母公司合并也属于COC的一种,但为了最终母公司合并这种情况不被下属公司的股东协议所束缚,将其从股东协议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中剔除出来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是所谓的Package deal(一揽子交易)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股东协议中的同意权或者优先购买权问题。

举个一揽子交易的例子,NAVASOTA与FIRST SOURCE为联合作业项下的合作伙伴,联合作业协议管辖的资产区域为Hilltop Prospect, NAVASOTA持有 55%权益, FIRST SOURCE 持有另外45%的权益。联合作业协议中规定当有一方出售权益时,另一方享有优先购买权。FIRST SOURCE的母公司Gastar公司,与另一家公司Chesapeake签署买卖协议,规定:
(1)Chesapeake买19.9%的Gastar股票;
(2)Chesapeake从FIRST SOURCE买33.33%的Hilltop Prospect权益;
(3)Chesapeake 和 Gastar将在西德克萨斯13个县建立共同利益区。

读者可以见到,上述的一揽子交易中,涉及到优先购买权的Hilltop Prospect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此种情况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合作方是否有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一般来说,在此种情况之下,有经验的合作双方会根据涉及到Package Deal中资产所占一揽子交易中价值的比例【X%】[3]来决定合作方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果涉及到的资产价值不超过一揽子交易总价值的【x%】,则该资产的合作方有权行使该资产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如果涉及到的资产价值超过一揽子交易总价值的【X%】,则该资产的合作方无权行使对该资产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该种规定的商业逻辑性在于,如果X%定的过低,则对未来有交易意愿的合作方成为不当限制;反之,X%定的过高,则不利于合作另一方同意权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第四是所谓的“同等条件”。在优先购买权行使过程中,合作伙伴要以“同等”条件来行使买卖双方的交易条款。


“同等条件”在买卖双方直接从事单一交易的情况判断较为简单,复杂之处在于,在一揽子交易之下,如果卖方的合作伙伴享有优先购买权,此时如何确定所涉及的资产的“同等条件”?常见的处理方式是买卖双方需要将在一揽子交易中涉及优先购买权部分的资产价格单独进行约定,并将该等价格向卖方的合伙伙伴进行披露。如果卖方合作伙伴对该等优先购买权资产的价值有争议的,则将启动合作协议之下的价值判定程序。


第五是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时间。股东协议或者合作协议的惯常处理方式会将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时间提前进行明确,未在规定时间内行使的,视为放弃。


而有经验的一方往往会在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过程中明确约定,如果卖方在一定期限内未能完成交易的,则视为优先购买权重新恢复。

在西方式的股权协议或者合作协议中,合作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得非常复杂且详尽,实务中也有不少的变种,上述的几点是常见的对于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的考虑要点。

股东协议中的同意权及优先购买权在并购交易中一般有如下的处理方式:

1)对于交易的买方来说,如果能够事先获得卖方合作方的事先放弃(Waiver)相关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最为理想,这样可以将交易的不确定性消除在交易之初。当然,在实践中,极少有卖方的合作方会同意事先放弃,而会在交易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再视交易条款具体情况而决定是否行使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


2)在交易文件中将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行使放入交易的先决条件(Conditions Precedent),待先决条件满足后再行交易交割,这是并购交易中对于卖方合作方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处理的最为常见方式。交易双方也可以视具体情况在交易过程中放弃该等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对于交易双方来说,对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规定交易的最终完成日(Long Stop Date),是双方解决先决条件长久无法满足使得交易无法进行的常规方式[4];


3)在交易中将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放入交易的后决条件(Conditions Subsequent)。在并购交易中,如果获取卖方合作方的同意权或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间过长,交易双方决定先行交割再获取相关同意权或等待优先购买权行使。如果在交割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获取相关方的同意权或被行使优先购买权,则交易回复原状。将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放入交易后决条件对于交易双方来说是风险比较大的行为,交易双方应当谨慎采取此种方式。

在讨论了国际惯常做法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国内的相关实践。从最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合作协议一方在发生COC的时候,在因未规定优先购买权而发生像复星与SOHO中国类似争议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将视作损害优先购买权而无效,国内并没有明确地进行说明。


笔者长期从事国际并购交易实务,对于此点的看法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同:作为在市场上从事合作的商业主体,如果未能在合约中明确COC情况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的处理方式,则不宜采用《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认为其绕过了合作一方的优先购买权,从而认定转让交易无效。此系机械片面强调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而忽略了“人合性”应受限于合约规定,合约未进行规定的,不能对于《公司法》第72条进行扩张解释。中国企业在签署合资合作协议过程中,相对缺乏对各种情况下各方权利的约定,可能是引发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东芝与西部数据正在进行的争议中,我们应当得到如下启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经营的过程中,尤其在和海外合作伙伴进行合资合作交易时,应当谨慎地规定好股东之间、合作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对于转让过程中一方的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要进行各种情况下清楚明确的约定,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

********************

[1] 在并购交易中之所以采取Hive Down的交易架构,无非是出于商业、税务或者风险考量。Hive-down的架构对于买方来说,相对看起来比较干净,因为新公司是刚设立的,较少或有负债;Hive-down的方式在某些时候可以避开第三方的优先购买权,从而绕过交易的障碍。在并购交易实务中,采用Hive-down的卖方将目标业务资产转入新公司的过程中,是否会带来税务上的问题需要进行考量。

[2] 该案的一审判决并未认为合资协议对于COC情况下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未进行约定是个漏洞,而径行认定SOHO中国的行为系违反《中国公司法》第72条,系采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绕过了复星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判决复星胜诉。最后,SOHO中国与复星达成和解。

[3] 比例大小根据合作双方谈判确定,更有未来交易意愿的合作方希望将X的数值定得越低为好;而未有未来交易意愿的合作方则希望将X的数值定得越高为好。

[4] 对于交易最终完成日的时间长度,应当根据交易的具体情况、卖方的合作方行使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时间长度的规定来进行决定。对于交易的买卖双方来说,是否在交易最终完成日到来时,一方或者双方各有延长交易最终完成日一段期间的权利,应协商确定。延期权对于并购交易双方来说,是一个有利也有弊的条款,其中的有利点在于交易双方延续了交易继续进行的可能性;其中的不利点在于交易双方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面对交易的不确定性。因此,卖方往往会在买方单方行使延期权的时候要求ticking fee(计时费):在买方行使延期权过程中,对买方另行收取费用;如果在延期内交易完成,则计时费计入交易价金;如果在延期内交易未能完成,则计时费作为罚金支付给卖方(在有反向分手费的情况下,加计入反向分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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