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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务危机与破产重整业务 | 国浩视点


作者:杨征宇 国浩北京办公室合伙人



摘要


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企业爆发债务危机成为市场的普遍现象。破产重整制度作为解决企业债务危机的方式之一,相应的业务也将井喷式爆发。为更好地运用破产重整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会议纪要的方式,对破产重整程序中的若干制度作出规定,为破产重整业务提供法律依据。以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大型企业成功的破产重整实践中,协调各方利益至关重要,律师事务所以管理人或者重整顾问的身份参与破产重整大有可为。



一、新政策环境下的企业债务危机与破产重整机制


(一) 新政策环境对企业的影响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在此大背景下,2018年的金融监管政策继续趋严。在货币政策紧缩,金融领域去杠杆成为主旋律,续贷困难的情况下,企业资金链断裂,纷纷出现债务逾期的情形便不难想象。企业债务危机集中爆发成为新政策环境下市场的普遍现象。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信用风险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要风险。据统计,2017年全年的债券违约规模约120亿元,而2018年1月至5月期间,债券违约总额已近160亿,其中民企占比约6成。在严监管的金融环境下,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债务将持续增加。


从此前的东北特钢、江西赛维、辉山乳业,到近期的乐视、大连机床、青年莲花、皇台酒业等事件中不难看出,企业集团或者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一旦出现债务逾期问题,往往能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债务危机,甚至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


(二) 破产重整制度的应用


为应对上述债务危机,债权人和企业可以通过债务重组,引入重组方的方式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司法途径解决。从现有的案例当中,可以看出破产重整制度在处理企业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市公司为例,截至2018年5月,全国共有53家上市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其中从2007年到2017年,有14家上市公司通过法院强制裁定的方式,通过破产重整计划。破产重整作为不良资产处置的一种重要方式,相比于不良资产转让和资产证券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现有的包括债转股在内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也可以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作为载体来实施。重整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挽救企业,但同时在维护债权人利益,保存就业、保护投资者利益,降低各方协商成本等方面均具有其他程序所不能比拟的综合优势。


(三) 破产重整业务量将爆发式增长


破产法实施以来,截止2018年5月,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数量仅53件,而在美国,仅2016年重整案件就达到7252件(包括个人重整)。显然,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尚未发挥充分作用,市场及业务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在未来政策可预期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破产重整业务也将呈现井喷式地增长。



二、破产重整新政策


我国《企业破产法》于2007年实施后,在实践当中未得到广泛应用。自党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企业的市场推出机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相继于2017年1月通过《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执转破意见》”),于2018年3月颁布《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8〕53号)(下称“《会议纪要》”)。七部委也于2018年1月联合颁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实施中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发改财金〔2018〕152号)(下称“《债转股通知》”)。这些规定都直接或间接促进企业破产重整的运行。


在新政策的支持之下,企业破产重整在程序的启动,案件的管辖和审理,重整投资方的引进以及债权人的公平保护等方面,相比于从前均有所突破。特别是在大型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时,以破产重整制度作为挽救企业危机的手段,需要特别注意执转破,金融机构债转股,预重整,实质性合并以及绝对优先规则的应用。


(一) 执转破


“执转破”制度,是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制度,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资不抵债、或符合破产条件,通过一定的程序及时将企业移送破产审判部门审查的过程。执转破作为连接企业债务纠纷执行和破产程序的通道,对于通过破产程序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1. 执行法院征询制度


执转破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克服司法实践当中,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513至516条规定的基础上,《执转破意见》对司法实践当中的执转破机制进行了细化。该规定为衔接执行法院和破产审查法院之间进行了协调。


其中,《执转破意见》第4条建立了执行法院的征询制度,即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发现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询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执行法院的征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关于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规定。加之《民诉法解释》第516条的规定,倒逼查封顺位在后的债权人积极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否则将陷入清偿顺位劣后的不利境地。


2. 执行法院与破产审查法院衔接


在规定法院对债权人负有征询职责的同时,《执转破意见》也规定了受移送法院的接收和审理义务:“受移送法院不得以材料不完备等为由拒绝接收。”“受移送法院的破产审判部门应当自收到移送的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上述规定基本可以保障执行程序顺畅地向破产程序的过渡。


(二) 债转股


破产重整当中的债转股专指金融机构与债务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股权、产权关系。由于《商业银行法》第43条确立的金融行业分业经营原则,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对企业持有经营性股权受到限制。


为拓展挽救企业债务的途径,以债转股的方式清偿债务是破产重整过程中债务清偿的重要手段。为此,银监会起草了《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对商业银行设立债转股实施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指导。


根据《债转股通知》及银监会的规定,商业银行可以设立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债转股实施机构,将商业银行对债务企业的债权转化为股权或有限合伙份额,并通过利润分红以及股权、份额转让的形式最终实现债务清收。实践当中,联盛集团、重庆钢铁的破产重整方案中都将金融机构债转股作为清偿普通债权的方案之一,为企业成功实现破产重整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 关联企业合并破产


大型企业的特点之一在于,企业及其下属公司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控股,直接或间接地形成关联关系。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多家关联企业之间,往往具有互相担保,提供借款或者其他关联交易的行为。一旦其中某一家企业债务逾期,可能直接导致所有关联企业均陷入债务危机。此时,为解决多家关联企业之间的破产重整程序问题,有可能通过实质性合并的原则,一并予以解决。


1. 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定义


我国《企业破产法》并未对关联企业之间合并破产做出规定。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对此的定义是: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又称实质性合并,是指将企业集团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资产和负债作为单一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对待。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


关联企业合并破产不仅在程序上可以将多个案件合并审理,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所有企业作为同一破产财团,从而将关联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吸收,有利于债务的简化和资产清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保障债权人得到公平清偿。


2. 实质性合并的判断标准


借鉴美国判例法上关于实质性合并原则的判断标准,在判断关联企业是否可以合并破产时,应当以法人人格混同作为实行合并的法理基础。但由于实质性合并对于关联企业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均不予以考虑,相比于传统的法人人格否认认定制度仅针对某一笔具体交易而言,其行为要件应当更为严格,即要达到无法区分人格界限、无法界定财产与债务归属时,才在关联企业破产时永久、全面地否定其法人人格。同时,在结果要件当中,关联企业滥用关联关系的行为必须给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利益的造成了严重损害,以致于单一的破产程序可能导致关联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偿及撤销相关行为。


3. 现行规定


为应对实践中出现的企业集团破产现象,《会议纪要》第六点专门对关联企业破产作出规定。《会议纪要》强调,既要通过实质合并审理方式处理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关系,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也要避免不当采用实质合并审理方式损害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法院在认定是否符合合并破产条件时,也应持谨慎态度。特别是法人人格混同属于诉讼当中予以认定的法律问题,法院通过听证程序进行审理时,应当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并为利害关系人提供复议的救济途径。


实践中,对于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具有多种操作模式,包括(1) 分别破产、合并审理;(2) 一家破产、其余连带;(3) 先行合并、再审破产等方式。其中,山西联盛集团三十二家企业的破产重整,即是在进入破产程序后,提出合并破产的申请后,法院依法裁定合并破产。


(四) 预重整制度


1. 预重整制度的必要性


破产重整制度虽然有种种优势,但由于司法程序的严格性,对于引入重整投资方等方面存在程序上的要求,例如通过分组表决的方式进行投票。而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前,各主要债权人之间可能就相关债务重组、投资事宜达成初步意见,并通过预重整的方式最终解决债务危机。


预重整,按照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的界定,是在破产重整程序启动前,债务人与债权人、重组方等通过自愿重组谈判的方式就债务清理、营业调整、管理层变更等共同拟定重整方案,进而启动破产重整程序,对重整方案进行审查的制度。通过预重整,各方当事人在企业进入法院重整程序前已经就企业经营和债务清理等问题形成了处理方案,随后的司法程序中法院主要是对方案进行合法性、公平性审查。因此,预重整既可以解决破产重整程序中债务解决谈判的灵活性问题,也可以充分利用破产重整程序,对重整方案的合法性进行确认,甚至通过法院强裁的方式,解决部分债权人对重整方案的反对。


2. 我国的预重整实践


《会议纪要》第22条对预重整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探索,并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鼓励法院通过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管理人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近年,福昌电子、温州吉尔达鞋业等公司均通过预重整的方式实现破产重整。


在此基础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均作出了创新性的规定,推行破产预登记等制度。以浙江为例,2013年7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简易审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浙高法〔2013〕153号),明确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预登记的方式进行债务清理,企业破产申请预登记期间,可以参照适用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从而简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在各方达成一致方案后,还可以通过正式的破产程序对债务重组方案予以确认。


(五) 上市公司重整的绝对优先规则


1. 美国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


破产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各债权人之间公平受偿,而绝对优先规则正是“公平和公正”这一概括性标准的具体体现。美国破产法第1129(b)(2)(B)(ii)对绝对优先规则的定义是:只有在对无担保债权人充分清偿之后,后顺位的债权人或股东才能获得清偿。


根据绝对优先原则,在各种债权人中,最重要的是对普通债权人的保护。在1913年的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 v. Boyd.案中,法院认为:虽然作为该案的普通债权人,就算Boyd参与了公司重整计划的表决也无法获得任何清偿,法院依然肯定了Boyd参与重整程序的权利,并判决Boyd胜诉。


2. 法院强制批准权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的应用


据统计,在2007年后,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计划的表决过程当中有如下现象:各表决组一致同意通过重整的多家上市公司,普通债权组的平均清偿比例远远低于股权组。这些数据背后隐含了更为重要的问题:现行《企业破产法》第87条没能有效保护普通债权人争取应得清偿利益的机会,从而使得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普通债权人更加被动,难以保障重整程序公正性。


其中,在被法院强制批准通过的11家上市公司重整计划当中,持异议的债权组(包括担保债权组、大额普通债权组和小额普通债权组)中,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未全额受偿情形,反而是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大部分完全得到维持。此种情况直接违反了《公司法》第187条第3款关于公司财产未清偿债务前不得分配给股东的禁止性规定。


注意到实践当中的争议,《会议纪要》第18条第二款也对此作出了回应,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审慎适用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二款,不得滥用强制批准权。确需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草案除应当符合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二款规定外,如债权人分多组的,还应当至少有一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各表决组中反对者能够获得的清偿利益不低于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利益。在破产法中明确绝对优先原则,有助于维护上市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重整程序的种种新制度为我国《企业破产法》的丰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同时,借鉴外国关于破产重整的制度经验,有助于完善破产重整制度。



三、破产重整的主导力量


(一)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之路


以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钢铁”)为例,作为首例“A+H”股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成功司法案例,其中债务规模高达417亿元,基本在一年的时间内通过重整程序并执行完毕,对企业债务危机成功予以化解,在多个领域创造了先例。


在重庆钢铁的破产重整之路上,从企业债务危机爆发伊始,就有金融债权人积极主导参与企业的债务危机化解。在债务重组失败后,法院受理重庆钢铁的债权人的破产重整申请,便开始正式引入重整投资人四源合基金。同时利用企业自身主营业务及上市的优势,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完成了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重整方案中,债权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实现债权,普通债权人每100元债权将分得约15.990483股重庆钢铁A股股票。重整成功之后,金融机构将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收益。在融资条件满足国家开发银行要求的前提下,重组方及上市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融资35亿元资金,其中,重组方申请并购贷款24亿元,重钢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1亿元。


2017年12月29日,重钢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依照《企业破产法》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裁定确认《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 多方协助共同完成重整计划


重庆钢铁的破产重整是多方协助的结果。重庆钢铁的破产重整程序形成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政府和法院统一协调的工作机制,由该协调机制统筹重整相关工作,为重庆钢铁重整高效、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集团公司和关联方为重整方案所提供的担保也为重整方案的通过提供了帮助。


重庆钢铁重整计划采取了通过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引入重组方并为偿债筹集股票资产,通过现金偿付、以股抵债等多种措施,既使得重钢面临的债务危机和经营危机得以化解,又使债权人、职工、中小投资者等共同受益,最终达到了共赢的效果。在重整计划的执行过程当中,也达到了平衡保护各方权益的效果。


(三) 律师事务所在重整业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破产重整计划的通过与实施,有赖于在重整过程当中积极主导的一方积极参与企业的债务处置,主导方可以是债权人,重组方,甚至债务人的出资人或债务人。破产重整程序不仅仅是解决企业债务危机的司法程序,也是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的财富重新分配机制。在重整程序中,主导方应着眼大局,在公平维护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为企业最终实现重生而努力。


如上所述,破产重整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法律知识,还需要协调各方的利益。无论作为管理人还是作为债权人、债务人股东或重组方的重整顾问,律师事务所无疑都可以在破产重整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开拓破产重整市场



(一) 市场现状

破产重整制度在企业债务危机的处理上大有可为。重整业务具有高门槛、专业性等特点,全国性律所从事破产重整业务具有独特优势。目前,诸多律师事务所对于企业破产重整,不良资产处置等都已形成专业化的分工。


(二) 把握机遇开拓市场


破产重整制度不仅涉及破产法律程序的适用问题,也涉及到企业经营和并购问题,因此参与破产重整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团队,也需要深谙资本市场之道。


同时,破产重整除了在商业定价当中需要根据债务企业的经营状况、资产负债情况以及行业发展等具体情况确定外,在破产重整的程序性法律服务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国浩倘若在本次债务危机浪潮及破产重整业务高峰期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就可以为打开破产重整的法律市场、为化解债务危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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